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公告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我的分类(专题)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日志更新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最新评论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留言板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链接

Blog信息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







附件之一——“刑 事 申 诉 书”
lyd0503 发表于 2006-10-13 16:21:22

 

 

关键词:死因不明 案情不清 口供判案 

 

申诉人XXX,男,1979年11月8日出生于XX省XX县,汉族,小学文化。原系XX省XX市陈埭镇横坂村巡逻队员。家住XX县介福乡福东村137号。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4年5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逮捕;2004年12月17日由泉州中院(2004)泉刑初字第203号以“故意伤害”致死的“共同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5年3月30日XX省高院(2005)闽刑终字第209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服刑于XX监狱。

委托代理人lyd0503,女,1943年5月23日出生于XX省XX县介福乡,汉族,大学本科。中科院XXXXXX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现退休,系郑XX的表老姑妈。

案由:申诉人郑XX对XX省高院2005年3月30日(2005)X刑终字第209号裁定和XX中院(2004)X刑初字第203号刑事判决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请求依法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撤销(2005)X刑终字第209号裁定,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 申诉人系村巡逻队员,为履行保安职责,维护群众利益,与另一巡逻队员捉住小偷;小偷遭到围观群众怒打,申诉人予以制止;之后,为核实失主,申诉人离开现场,小偷由另一巡逻队员带回村办公室;申诉人回到村办公室见其他保安在拷问小偷,但他没有参与;后又出去找作案工具回来,还是以喝茶避开打人;最后,申诉人为了表示“合群”,并无加害被害人的故意,象征性地在小偷腿及背部打了两三下;后有“自残”行为的小偷在放回途中原因不明地死去;中院、高院据此认定为共同犯罪,在未查清小偷真正死因、真正加害人的情况下,对申诉人的显著轻微行为,重判13年。申诉人认为,在“据以定罪、据以量刑”的是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情况下,凭想象判案,实难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申诉人对此不服,特提出申诉,请求予以再审,纠正错判。

 

一、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害人(小偷)死因不明。

刑事案件的推理是具有唯一排他性的,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是必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这就必然要求‘据以定案’的案情事实必须完全清楚,那么本案中院判决和高院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吗?

(一)、“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的“失血”案情未查清,被害人死因不明:

公安局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

1、“在楼梯第4台阶东侧边沿及侧面有血迹、其下方地面也有少量血迹等现场情况。”(中院判决书P8);

2、“…被害人方XX尸体现场位于陈埭镇洋埭村万泰盛公司对面家家乐便利超市前,尸体仰卧于店前一台球桌上、尸体头下的台球桌上有血迹(中院判决书P7)。

3、另一小偷汪XX证言证实:“我与方XX被扣在楼梯处的一些铁栏杆上,后不知怎么回事方XX的头磕破了一个口子流了些血,一直讲口渴、想上厕所、手很痛…”(审讯笔录P044)(中院判决书P6)

4、被告人黄XX交待:“我们巡逻回来,看那穿白衣服(方冬海)的头有流血,问他们为什么会流血,那穿黑衣服的(汪XX)说是那穿白衣服的自己撞墙的,具体原因不清楚。”(审讯笔录P115.P112)

5、郭XX交待,在晚11点半盘问殴打结束后,他离开时:“有个小偷在楼梯那里吵,身上有伤,但没有流血,也没有什么异样。”(审讯笔录P142)。

6、经审理查明:…在盘问中,被告人黄XX、郑XX、郭XX伙同陈X、许金条、许振华等人分别持巡逻队办公室内的橡胶棍、木棍等工具及用拳脚殴打方冬海、汪清明的手脚、背部及身体其他部位(中院判决书P4)

以上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言、证人相互印证的这两处“血迹”的确凿证据证明了:

①被害人“失血”了,它是尸检结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的最直观的重要证据;

被害人头部“失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橡胶棍、木棍打击造成的,因此,可以确定是小偷“自残”行为造成的,不是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多人的加害行为造成的,与申诉人郑XX更是无关。

但中院判决书和高院裁定书(下文称“两书”)却没有出示查明这些血迹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小偷方XX的死亡有何关系的证据。这种“忽略”与被害人“失血”死亡的“流血”确凿证据的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小偷的死亡完全有非殴打原因造成的可能!

 

(二)、两个殴打现场的案情事实不清,导致定罪不准,量刑失当

“根据尸体检验,死者全身广泛性软组织、肌肉挫伤出血…,分析认为其损伤系钝器反复打击所致。”这些损伤到底是哪些人打的?用何种工具打的?这些损伤与死者的死亡有何关联?均没有查清。

1、第一重要作案现场(群众怒打)的案情不清楚

1)被盗出租房是第一殴打现场。死者方XX作为一名小偷,在义愤填膺的群众面前,被群众殴打在所难免,且被打得也不会太轻。黄XX交待:小偷方XX “因在出租房有被人打,带到队部脸色青青的,有点白。他(指方XX)说‘他生病了’,我们不信。”(讯问笔录P112.116)这证言说明,方XX在出租房前已遭到致命殴打,伤情已经相当严重,也许这些殴打的损伤就是方XX致命死亡的主要原因。完全有可能:即使不存在后面的殴打,小偷也会因群众的怒打已经很严重而死亡,但对此重要作案现场及产生的后果,在“两书”中却是个“空白”,没有对此证据进行认定,没有用任何证据来排除可以由此推断的可能性;

2)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中,确认在出租房门口有一本地男青年用木棍打被害人,那男青年是何人?拿哪条木棍?打什么部位?“两书”均没有提及。尸体检验鉴定书写有:“右肩胛部有两处中空性皮下出血,中空宽3.8cm”,这表明致右肩胛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是打击截面超过3.8cm的物体。而现场勘查笔录写到“陈埭镇横坂村联防队一办公室内,有一辆白色的联防队用于巡逻的摩托车的左后侧卡着一根73cm、直径约4.5cm、带有雕制手柄的木棍”。这表明,在出租房门口,有人用所带来的那根直径4.5cm的木棍殴打受害人。此外,除了用木棍殴打受害人之外,还有用什么工具打?致伤程度如何?这些致伤和方XX之死有何关系?

这是命案的重要案情。但“两书”中却一点都没有提及在第一殴打现场,被害人遭众多围观群众殴打致伤的证人证言,而是完全回避,更没有查明众多围观群众中何人对被害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实施了什么样的殴打?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医鉴定结论,以确定围观群众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其实,另一小偷汪清明和被告人黄XX、郑XX的陈述都证明当时有众多围观群众,都是本地人。为什么这个“本地人”的作案现场的案情反会成为“空白”呢? 为什么对此事实不予认定?

3)、高院认定郑XX参与了第一现场殴打是错误的

中院及检察院都已经认定上诉人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可高院却一意孤行认定郑XX参与了殴打,这是什么目的?!是强化维持原判的正确性吗?!

中院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①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5月14日晚,被告人……便将二人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被窃的出租房外,方、汪2人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2)

②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14日晚9时许,……便将方、汪二人抓获并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该出租房外,方XX、汪XX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4)

③中院判决书已经认定:“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在被抓时已被群众殴打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纳,”(中院判决书P9)

④中院判决书认定“鉴于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明显过错,且三被告人归案后均能交代其犯罪事实,……”

以上说明:中院判决认定了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

但高院裁定书却武断写道:“经审理查明,……郑XX、郭XX犯罪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汪XX证言证实,2004年5月14日晚9时许,……带到其行窃的地方,被二名巡逻队员和周围群众殴打……” 认定郑XX参与第一现场殴打。(高院裁定书P4)

刑诉法规定不能轻信口供,单凭口供不能定案。所以,口供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用做印证其他证据,本身证明力并不强。仅凭巡逻队员的口供不能定案。所以,XX省高院认为的有力证据就是证人汪XX、证人王XX等的证言加上法医鉴定。然而,法医鉴定不可确信,下面将分析得十分清楚;王XX等的证言不能说明申诉人有什么问题;高院居然让一个再也找不到人的踪影的、唯一的一次询问笔录、没有任何证据可相互印证的、被抓被打的小偷汪XX的“一句话的证言”作为判处抓小偷的巡逻队员的刑事证据。其实,小偷的证言证明力不强,一是因为此案与他有利害关系,小偷有可能以此报复巡逻队员,甚至在回去的途中加害死者都有可能。不然,为什么被拘留释放后就没了踪影,他完全可以站出来要求赔偿身体挨打的损失。

 2、第二殴打现场案情也未完全查清楚:相互印证的证言证实,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共有6~8个人参与盘问、殴打小偷一个多小时,有的人打二、三十下;有的人拳打脚踢乱打;有的人打得很凶;有的人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参与殴打。(讯问笔录P134.135,139.142.110.111.118.)本应查明各殴打者分别对受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的鉴定结论,确定殴打者各自对受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其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但“两书”同样只字不提。虽然还有3人以上未归案,但已归案的3人的状况是可以查清的。但“两书”却没有具体查明。各加害人的责任不清,何以定罪?!何以体现罚当其罪?!

(三)、尸体检验欠周全,鉴定结论存在不确定性:

1、尸体检验主要表现为:头部不规则裂创,躯干及四肢多部位的挫伤(部分表现为中空性皮下出血)。其中头部损伤及躯干部位的损伤是人体要害部位。对于这些要害部位,没有进行详细检验。如头部,仅检及颅骨情况,硬膜外及硬膜下没有血肿,未见提及脑组织有无损伤,脑内有无出血改变等。对于尸体背部,因该部位有大面积的挫伤,应对脊髓进行解剖,以确认有无脊髓的损伤。在做完系统检验后,如果大体病理未见明确的损伤,还应提取重要脏器作病理检验。只有在排除了全身重要脏器均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才能下“创伤性、失血性休克”的结论,但尸检并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虽然此鉴定结论作出了定性:“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个定性实际上并不是能够肯定站得住脚的,因为鉴定结论没有采取排他方法,还存在重重的疑点;那么这个不一定站住脚的尸检定性结论,也就必然给法院判案带来难度,带来判案的不准确性。对此鉴定结论法院本不应完全采信。

2、未完全对致伤工具作出认定。尸检鉴定书仅对软组织肌肉挫伤出血作出认定,而对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未做认定。头部的损伤特点是“左颞顶部见有不规则裂创”,解剖有“左颞顶部头皮下出血9×4cm,颅骨未见骨折,颅内硬膜外下未见血肿,蛛网膜下腔未见血,颅底无骨折”。很显然,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头部的这种损伤特点是与不规则平面的物体作用形成的。但在本案中,案犯的供述、证人的证言均证实:几个被告人的作案工具都是木棍和橡胶警棍,这些作案工具所形成的损伤特征与头部的损伤特征不符

显而易见,从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的证据(中院判决书P7.P8)完全可以推定: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正是“在楼梯第4台阶东侧边沿及侧面”,这个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了受害人的“头部出血创伤”是由被害人自残所致。此证据和前面“血迹”证据组合起来,正好可以明确推定出受害人死亡还有其它可能原因存在,即被害人自残也是重要死因之一!

与此相反的是,法院对郑XX认定有罪、判处重刑证据不足,“推定”很勉强,根本无法从“两书”中找到象这些能够证明被害人“自残”的如此确凿、吻合与可以相互印证的诸多证据!

比如:既然“推定”郑XX是“故意伤害”致死的“共犯”之主犯,那么就应该举证并结合法医鉴定结论,确定郑XX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殴打腿、背的二三下)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在公诉机关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现有证据看,连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也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整个案情事实是:被害人在两个殴打现场被加害;

从尸检鉴定书得出:被害人被殴打形成的全部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

从相互印证的证言和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等证据与证据组合证实:第一殴打现场(出租房)有本地人用“一辆白色的联防队用于巡逻的摩托车的左后侧卡着一根73cm、直径约4.5cm、带有雕制手柄的木棍”殴打被害人,形成了被害人“右肩胛部见有中空性条形皮下出血两处,大小为11×4cm、12×4.1cm,中空宽为3.8cm”这一个是被害人体表最严重的挫伤(讯问笔录P111);

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没有启用这根卡在巡逻摩托车左后侧的木棍,而是用“在沙发上放置一根长55cm、直径3.5cm的木棍,一木桌上放置两根长为47cm的橡胶警棍”;加上前述的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证据组合可以推断:第二殴打现场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次要因素

再者,在第二殴打现场有6~8人殴打被害人长达一个多小时,多人打得很凶,有的殴打20多下、30多下,或者拳打脚踢乱打,有的从开始到结束参与全过程(裁定书P4,判决书P6,讯问笔录P133-4.139.142.111,114);

申诉人郑XX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被盗出租房等待失主、到超威鞋厂去请老板通知失主、寻找小偷的作案工具等等;他在殴打现场的时间短,同时他还两次借喝茶有意避开殴打小偷;只是到了最后,为了“合群”,才随意拿起那根短木棍象征性的殴打被害人腿、背二三下。与其他加害人相比,再结合行为人在本案中的前后善意行为综合考查,可以看出,这种被动的、象征性的打二三下,打击力度是不会重的。(讯问笔录P133.139.123,书面回答P4)

以上这些证据和证据组合证明:XX殴打被害人腿、背的二三下的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次要因素之次要因素,郑XX的轻微打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四)被害人离开巡逻队到死亡,这个重要时段的案情完全不清楚

1、死亡地点为什么“移位”,没有查清。 

1)小偷汪清明证言:我们出了巡逻队办公室,就雇一辆两轮摩托车往洋棣方向开去,大约开了约六、七百米远的距离,方XX说他肚子很痛,受不了,我就扶他下来躺在路边,我就坐车去叫其父来…叫他坐我坐过来的这辆摩托车去找他儿子…(审讯笔录P045);

2)方XX(死者之父)证言:……至凌晨3时多,汪XX自己一人过来找我……说我儿子方XX在横坂村的路上,很危险……我就自己一个人走路到横坂,……看见我儿子方XX躺在一台球桌上,上前去叫他,他人已经死了,后来我就报案了。”(询问笔录P039,)

3)“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被害人方XX尸体现场位于陈埭镇洋埭村万泰盛公司对面家家乐便利超市前,尸体仰卧于店前一台球桌上、尸体头下的台球桌上有血迹、台球桌下有一双黑色皮鞋等现场情况;”

死者为什么不是死在另一小偷说的“躺在路边”,而是移位到台球桌上?从“躺在路边”到“家家乐便利超市”前的台球桌上到底有多远?被害人是怎么“移过去”的?

  2、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排除合理的怀疑

  对于被害人离开巡逻队之后至方父报案这一段时间(约3个小时),都发生过哪些情况,“两书”没有任何合法证据来排除下述三种合理的怀疑:

①小偷汪XX没有讲实话。为什么被拘留释放后就没了踪影,他完全可以等待索取身体挨打的赔偿;(中院判决书P9:“工作说明证实汪XX在治安拘留结束后便离开,经多次寻找未能找到,故未能对其作出伤情鉴定。)

三个人坐一辆摩托车发生了事故;

XX继续“自残”。他说“肚子很痛”是借口,等汪XX和摩托车驾驶员离开后,他从容的从“躺在路边”移到“家家乐便利超市”前的台球桌上,然后把鞋脱下放在地上,再爬上台球桌、仰卧在台球桌上“自残”死亡。这些问题都没有查明。

刑事案件的推理是具有唯一排他性的。上述证据和证据组合说明:被害人被释放后,在回家的途中可能遭受其他加害行为而导致死亡,但“两书”没有任何的相关证据,排除因其它加害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

3、没有任何证据排除死者自身是否存在内存性疾病

本案卷宗相关证人证言证明,死者可能自身存在内存性疾病:

XX在不同时间的两次交待,都说到小偷方XX的异常状态:“因在出租房有被人打,带到队部脸色青青的,有点白。他(指方XX)说‘他生病了’,我们不信。”(审讯记P112.116);此证言可推定两种可能

死者可能真有内存疾病?因为以常识分析,人体一般必须有主动脉大量出血才会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但本案卷宗没有被害人的人体主动脉出血的证据;

②被害人在第一殴打现场已经被群众“怒打”成致命重伤。然而尸检未进行五脏六腑解剖,没有排除死者身上是否有内存性疾病?是否由外伤引发内存性疾病暴发而死亡。若此,外伤则是死亡之诱因,内存性疾病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本案“尸检鉴定书”支持了推断此种可能性:因为方XX的损伤主要表现是体表较大面积的挫伤,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因此就没有证据可以排除“内在疾病是死亡直接原因”的可能性。

这又一次表明,“两书”没有证据或证据组合来证明被害人方XX不存在其它任何导致其死亡的因素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与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有如下四个不清楚:

1、尸检的明确结论并不是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站得住脚的正确结论,“两书”就无法排除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其它数个可能性,必然导致本案被害人的死亡实际上已经成为“多因一果”的“悬案”;

2、第一殴打现场众多群众“怒打”小偷的案情没有审理清楚,致使“两书”没有相关证据来结合法医鉴定结论,以确定群众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3、第二殴打现场因为还有半数以上“故意伤害”嫌疑人在逃、未归案,这是案情不清楚的客观原因;但是“两书”并没有根据已经到案的三个被告人的陈述,在查明三被告人分别对被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鉴定结论,确定三被告人各自应该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4、“两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害人被释放后,在回家的途中未遭受其他加害行为,即没有排除有无其他加害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

 

以上情况,证明了法院认定事实是不完全清楚的,认定的证据是不完全确实、充分的,因此对上诉人郑XX判决的证据是不足的,是随意推定的。

为了说明“两书”认定事实不清楚,不防补充几个数字。(虽然“数字”比较单一、绝对,但却往往也容易让人“一目了然”明确问题之所在)

案发时间  约8个小时(约9时抓获小偷~次日5时方父报案)只查1.5小时 即只查19%

案发过程阶段有三个(第一殴打现场出租房;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部;第三阶段回家路上)只查巡逻队部1个 即只查33%

第一殴打现场嫌疑人 有多人,其中一本地男青年“狠打”小偷 案情空白 即查0%

第二殴打现场嫌疑人   6~8人(见判决书P8) 只归案3人  满算查50%

案情第三阶段即小偷回家路上,约34小时 案情空白 即查0%

此外查案中还有一个让人不得不打问号的事实:第二殴打现场8个嫌疑人,本地人和外来工各占一半:

外来嫌疑人(XX 郑XX黄XX 陈X )4人 归案3人 即75%

本地嫌疑人(XX 许XX 一个开农用车的本地人 一个与房东一起的人 全部在逃 即0%

为简单起见,我们不防借用学生算术测算:(19+33+0+50+0+75+0)/7*100%=25.2857%

当然这种计算是不科学的,但这种“毛估”却很说明问题:只查25%啊!学生考试还要60分才算及格嘛!一个“命案”就这样草草了结吗?!

回顾“两书”的判决,都是“认定小偷就是被巡逻队员打死的”这个前提下判定的,他们认定小偷的死亡与群众殴打、与小偷自己寻死、与后来回去途中意外或他力致死、与小偷很可能潜在的疾病巧合、殴打加速死亡等等都没有主要因果关系。

然而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个“前提”已经站不住脚了。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那么这个案还能这么判决吗!?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真正体现法律公正性的做法是:根据已经取得的证人证言(另一小偷和失主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等证据和已经归案的三被告人的相关陈述,查明其分别对被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鉴定书证据(被害人被殴打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确定三被告人各自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同时继续查明死因及追捕在逃嫌疑人,搞清全部案情),而不是这样急急忙忙叫已归案的三个人来糊里糊涂的、全部的承担“死因不明”的小偷的死亡的刑事法律责任。

二、法院定罪不准确,量刑不当

  由于整个案情所认定的事实存在诸多的不清楚,也许受“命案限期破案”的约束,XX中院急急忙忙根据可以相互印证的上诉人郑XX打了被害人腿背二三下的证据,就推定郑XX是“故意伤害”致死的“共同犯罪”之主犯,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院判决书》称“被告人郑XX的辩护人提出的郑的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等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中院判决书P10);高院裁定“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称“上诉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高院裁定书P5~6)

但是,在本案卷宗中并没有确凿证据或证据的组合来支持“两书”的这种“推定”。

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所以分为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直接故意就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表现为积极追求;间接故意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

  就本案整个案情涉及到那么多的嫌疑人,包括多个未归案的本地人及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殴打、并打得非常凶的人,其中可能有人是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

但上诉人郑XX在整个案情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则恰恰证明,他既不存在“直接故意”的行为,也没有主观“间接故意”的心理:

(一)、郑XX在本案全过程的行为表现(按时间顺序):

1、工作认真细致:晚上9点多和老巡逻队员黄XX一起出去巡逻时,是他首先发现形迹可疑的小偷,建议盘查,确认其行窃、进而抓获两小偷。他没有“视而不见”,敷衍本职工作。(讯问笔录P123,书面回答P1)

2、不放任危害后果发生:带小偷和失物去找失主,当群众义愤怒打小偷时,他并没参与殴打;当小偷被群众怒打后,他还喊住群众,叫他们不要再打了。他担心 “这样打不行,怕出事。”建议黄开川把小偷先带回村委会。(如果主观心理希望“故意伤害”致死,能制止群众殴打吗?能担心出事吗?)(讯问笔录P123.127、书面回答P1)

3、认真执行本职工作:他主动对黃XX说“我在这里等失主,那两个小偷先带到村委会”;当他留下没有等来失主,又急忙到失主单位超威鞋厂找老板,请他帮找失主。(讯问笔录P123.133.139,书面回答P1)

4、尽量回避殴打行为:郑XX10点半多回村委会时,当时就看到黃XX、许XX和“小陈”三人都在殴打小偷,但他却是“换完拖鞋,去喝茶”,没有参加殴打(证明他没有主观“积极追求”“故意伤害”受害人的心理与行为);(讯问笔录P123-4,书面回答P2)

5、又一次避开殴打行为:接着黃XX叫他一起出去寻找小偷的作案工具。找到作案工具后,回到村委会已是23点多,他没有象黄XX那样即刻去参加殴打,而是“将找到的工具放下,到客厅喝茶”。(又一次表现出他没有主观 “故意伤害”愿望,而是在回避伤害行为)(讯问笔录P124,书面回答P2)

6、无知的“合群”行为:后来在其他同事继续进一步盘问和殴打小偷的最后阶段,为了“合群”才随意拿起一根木棍,象征性打了穿白衣服的小偷(指方XX)的背部和腿部两三下,又用木棍打穿黑衣服的(指汪XX)的背部、腿部四五下(审讯笔录P134.140. 123.116,书面回答P2)。这才涉嫌触犯了刑法。高院就根据这种为“合群”、随意的、唯一的一次“二三下”,就裁定:“本院认为,上诉人郑XX、郭XX、原审被告人黄XX等人持械殴打被害人方XX,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这种“推定”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完全是勉强的。

7、未被采纳的可贵建议:这期间,他两次建议把小偷送公安局,没送成。因为他是新巡逻队员,只能建议无权决定。此证据既充分说明他不存在主观“故意伤害”死者,也充分证明他不是此案“共犯”,更不是“主犯”。这是对高院关于“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在实施伤害行为中临时形成共同犯罪的故意”的裁定的否定。(讯问笔录P126,书面回答P1.P4,高院裁定书P5-6)

8、关心着受害者:郑XX和黄XX出去夜巡逻回来,是他拿手电筒细心察看,看到铐押在楼梯间铁栏杆上的方冬海头上流血,就查问原因。商定“送公安局没用”“让其父来认领,好好管教”。(这也是一种负责任、有人性的表现,进一步充分说明他没有“故意伤害”致死的主观意识。)(询问笔录P112.115 .044,书面回答P3)。

9、努力补救危害后果:和同事黄XX去找其父亲来认领,等方父半小时还不来,郑XX就建议放走两小偷,并用巡逻队的钱帮助雇摩托车,让另一小偷送其回家;(P112.115.044,书面回答P3)。

10、细微的善良举动:因方XX的伤重,上不了摩托车座,郑XX亲手帮助扶上车,并看到他们走了,才回办公室。从这个非常细微、平常的善行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郑XX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直在努力补救众人殴打小偷的危害后果!(询问笔录P125,书面回答P3)

  8、9、10的证据完全否定了高院裁定书关于“共同殴打被害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的推定。

11、郑XX不是此案的共犯:在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持续一个多小时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印证证据证明:多个保安打得很凶,有的殴打20多下、30多下,或者拳打脚踢乱打;但郑XX的表现却是这样:在一个半小时的盘问、殴打中,他在现场仅半个多小时,并且两次出、入殴打现场,都以喝茶避开殴打小偷,这在同事眼中显然是一种非常“消极”行为,因此到了临界尾声,为了表示“合群”,他才象征性的随意拿起木棍打方XX腿、背二三下。当刑警讯问郑XX:你们为何殴打那两名小偷?他朴实回答:“我用木棍先打那个比较矮穿白色衣服的(死者方XX)小偷的背部和腿两三下……其余人为何打那两名小偷我说不出来。”在回答委托代理人时说:“后来进去打他们是因为做这种工作,没打,以后怎么跟人家合得来。我喜欢这工作,保村里平安,工资高,再说家里有个半残废的老爸,等着钱做手术。”(讯问笔录P134-5.142.111.114.116,书面回答P2)

其余人为何打那两名小偷我说不出来”的朴实回答,和他在整个案情中努力回避动手打人的行为,都充分表明XX不存在犯罪的共同故意,也没有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不是“故意伤害”致死的“共犯”,更不是主犯。

上述的证据及证据组合,已经充分证明了郑XX在本案特定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一个朴实、善良的农民工保安纯朴的主观善意与善行。中院认定郑XX的“共同犯罪”是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加害行为;高院裁定却否定“客观上”,并增加“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中院判决书P9-10,高院裁定书P5)。高院对本案的裁定是不管客观事实和证据如何,而是凭主观意志随意推断;为了自我支持无根据的“推定”,只凭巡逻队员的对立面——小偷的无从印证的“一句话证言”加不可确信的法医鉴定作为定案证据,这样的证据能确实充分吗?

此举让人不得不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判案!是错误的判案!

因为法院简单地只凭那“打了”就推定郑XX为“故意伤害”致死的“共同犯罪”“主犯”而判处重刑,是十分轻率的!是不忠实于事实,不忠实于法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实,郑XX在本案中的“善举”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只是为多挣点钱,好给父亲治病来当保安的。但对老巡逻队员经常打人的做法曾经劝说过,没效果。后来他就向介绍其来当保安的人反应,该巡逻队的一些违法行为,担心这种“打人行为”遭报复,尽管需要这份工作,还是表示,想等一年合同期满就走人。(书面回答P4)

以上说明郑XX只有轻微过错,而不是“故意伤害”;是由于他的“无知”(小学生文化程度的知识所限)和“无能”(巡逻队新成员,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的客观原因而造成的过错。

这些证据和证据组合证明:“两书”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律条文进行定罪,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在本案全部卷宗中,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郑XX主观“故意伤害”行为。实际上,在最原始的一审辩护词中就已经指出“被告人郑XX主观恶性较小,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依法酌情从轻或免除处罚。”一审辩护律师绝不可能无根据的进行此项辩护的。

 

(二) 申诉人所犯错误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在本案里,郑XX在认真执行公务过程中,虽然文化水平低,法治知识淡薄,没有医学知识、在巡逻队中没有决定权力等等。但他主观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直在努力、积极做着众人对被害人殴打后果的补救工作,他主观上没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

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为了“合群”,在盘问小偷的最后时段,随意拿起木棍象征性的殴打了被害人的腿部和背部两三下。但设身处地的想一下郑XX的处境,这“二、三下”也是事出有因的,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行为,不能由此就认定他有共同犯意。

细读XX省(2005)X刑终字第209号裁定书,可看出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认定原则是:

小偷也死了,被告人都承认打了,就“万事具备”,可以判案了;

至于小偷怎么死的,有没有其它死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概不管了;(自残行为、内在疾病……的证据都一概不理会)

至于各被告人怎样打的,打了多少下,轻重力度、时间长短、部位状况等都不必查清(打二、三十下与二三下同等量刑);

一味认定:只要死了人,只要参与打了的,一律认定为共同犯罪,因为是命案,后果严重,所以就重判。


阅读全文 | 回复(0) | 编辑
 


发表评论:
中国律师博客...........数据正在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