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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正义之神为何蒙住双眼?——也谈佘祥林‘杀妻’案
lyd0503 发表于 2006-10-13 17:30:29

 

关键字 正义之神 证据 概念 公正

 

  【关键词】正义之神 证据概念证明模式 证明标准

 

正义之神为何蒙住双眼?其诉讼文化蕴义是深刻而丰富的,笔者计划以系列网文探索。这是第一篇。根据中国证据法网BBS——法学茶室上的笔者的帖子整理。欢迎批评指正。 

 

  中国的包青天,大堂上必然高悬“明镜高悬”。“明镜高悬”,“明察秋毫”,千百年来,令中国老百姓们梦寐以求。然而,现实中却不时冒出杜陪武‘杀妻’奇案,聂树斌“杀人”奇案。现在,又出现了佘祥林‘杀妻’奇案。 

 

  现实令人们不得不反思:从“明镜高悬”,“明察秋毫”,到“客观真实”的司法,为什么总是“奇案”不断? 

 

  当然,“明镜高悬”,“明察秋毫”,“客观真实”,是对公安司法人员的基本要求,是绝对正确的。,“明镜高悬”,“明察秋毫”,“客观真实”,作为对公安司法人员的内心约束,也是绝对不能放松的。但是,现实一再告诉我们:单*“明镜高悬”,“明察秋毫”,“客观真实”,作为对公安司法人员的内心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把实现正义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公安司法人员的“客观公正”,是不行的。 

 

  当我们把视线从包青天堂上的“明镜高悬”收回时,自然就要关注西方的正义之神。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诉讼文化。与中国的“明镜高悬”,“明察秋毫”完全不同,西方的正义之神等于是个瞎子——被一块黑布结结实实地蒙住了双眼。显然,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正义之神“明镜高悬”,“明察秋毫”。要让正义之神摆平正义的天平,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尤其是被冤屈者的声音。 

 

  正义只能够以听的见的方式实现。 

 

  回到佘祥林‘杀妻’案,我们不能不感觉到一种深沉的悲哀与无奈。 

 

  一问题的表象与实质 

 

  1问题的表象:公安司法人员没有做到“客观公正”。出现错案的关键,是尸源认定错误。尸源认定错误的表层现象是:公安司法人员没有做到“客观公正”,仅仅凭张在玉父母对无名女尸的辨认,就断定死者是张在玉。首先,那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辨认的难度很大。其次,张在玉夫妻感情不好,女儿的失踪,使张在玉父母本来就怨恨佘祥林。再次,世界上最痛爱儿女的,莫过于其生身父母。只要女儿有一点被佘祥林杀害的可能,张在玉父母都都绝对不会放过佘祥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三,由于农村的传统观念,女儿跑了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张在玉父母必然要一口咬定张在玉被杀害了,无名女尸就是张在玉。第四:如果认定张在玉被佘祥林杀害,多少可以索要些经济赔偿。所以,张在玉父母对无名女尸的辨认,断定死者是张在玉,是人之常情。 

 

  问题是:我们反复要求,寄托重望的公安司法人员为什么没有做到“客观公正”?当时,由于无名女尸的衣着与张在玉不同,就提出了疑窦。但是,没有进一步的鉴定。无名女尸的发现时间是1994年4月。当时,在那个县估计还不能做DNA鉴定,但是我国大城市DNA鉴定已经比较成熟了,完全可以搞DNA鉴定。毕竟是人命案啊。然而,没有。连血型鉴定也没有搞,在县公安局,搞血型鉴定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凭对无名女尸的辨认,截然断定死者就是张在玉。为什么?这里有多少利益驱动在里面?破了案,不仅解除了责任,还可以立功受奖。社会对公安司法的压力也消除了。在这样复杂的利益驱动是机制下,仅凭公安司法人员内心“明镜高悬”,“明察秋毫”的信念,要做到“客观公正”,是何其的难。 

 

  以后发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多个证人证明张在玉很可能活着。但是,都没有被采纳。有的证人还被逼的差点自杀。这里涉及一个证据根本观点的问题,后面再单独详细说明。 

 

  2问题的实质:程序公正的缺失与权利的失衡。 

 

  程序公正的实质就是权利的平衡。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存在利益驱动的系统。在佘祥林被冤枉的同时,代表佘祥林利益的力量也一直在不停地抗争。但是,由于程序公正某种程度的缺失,权利严重失衡。这种抗争虽然令人钦佩,但又充满深沉的悲哀辛酸与无奈。 

 

  首先,辩护机制表现了一定的无效。在这样一个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事实上,佘祥林确实差一点被判了死刑),应当有律师。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辩护律师的作用。对于佘祥林喊冤叫屈,甚至没有发现辩护律师要求对无名女尸进行鉴定。 

 

  这样,张在玉很仍然活着,就成了佘祥林昭雪的唯一希望。然而,茫茫人海中,寻找张在玉的任务,是由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一个农村妇女完成的。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给记者开了门。说明来意后,佘父请记者一行进屋坐下聊天。据佘父介绍,1994年4月,儿子祥林被公安局抓走后,老伴杨玉香确信孩子是被冤枉的,一方面印了800多份寻找儿媳张在玉的寻人启事四处张贴,一方面继续去县里的公检法部门上访,想将儿子被冤枉的实情告知承办部门。 

 

  可是,不久就被公安局抓到看守所,整整关了9个半月,被保释出来不到3个月,就忧郁成疾而终。”(参见中国证据法网BBS——法学茶室) 

 

  张在玉出走后,有很多人曾留宿过她。佘祥林的母亲找到其中一个曾留宿张在玉的人出具了证明,据说正是这一关键证据促使法院未判处佘祥林死刑。(参见中国证据法网BBS——法学茶室) 

 

  佘祥林未判处佘祥林死刑,是佘家的幸运。从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我们司法的幸运?但是,维护司法的公正,维护正义,对于佘祥林案,是多么的艰难。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何蒙住双眼的正义之神。那里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举世闻名的案件:辛普森杀妻案。这个案件的是非曲直且不说,单是其辩护制度就值得关注。辛普森杀妻案中,辩护律师可以要求公诉方分一些血样;法官裁定许可。公诉方拖了几天,辩护律师就告上法庭。公诉方辩称警察一共只给了他们两滴血样。法官不管,裁定第二天就必须分些给辩护律师。 

 

  如果我们有这样有效的辩护制度,如果根据辩护律师的要求对无名女尸进行了鉴定,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帮助找到了张在玉;佘祥林冤案还会产生吗? 

 

  当然,这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为前提。比如律师的素质,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法律援助,大众文化,等等。最根本的是我国的社会结构还不可能建立美国那样的诉讼模式以及辩护制度。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本来可以做的更好。 

 

  二 理论根源—— 证据概念 证明模式 证明标准 

 

  首先请看有关案件的材料 

 

  一份证明保住一命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佘祥林能保住一命,除他本人及家人的不断申诉外,还跟一份由当地村民出具的证明有关。昨日,记者在佘祥林的大哥佘锁林家看到这份证明。证明人是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村民倪新海、聂孝仁和肖桃仁。证明内容如下:农历九月十六早晨八点多钟,我村聂孝仁、吴艳枝、肖桃仁等人去割谷,在路旁见一妇女睡在地下,于是他们就把她喊到村里。 

 

  在倪新海家,他们就问她,你叫什么,是哪里人,她不作声。于是,他们又说,如果你说话,我们就给饭你吃,她才开口。她说是雁门(口)人。倪新海等人又问她有没有小孩,她说有一女孩,5-6岁,跟爹、婆在一起过,他们又问,你家种了田没有,她说种了3亩多田。他们又问她是怎么出来的。她说到妹妹家去,出去后就不认识路了,问完后,吴艳枝就给她饭吃。吃完饭,倪新海就安排她过了一夜。第二天吃完饭后,倪新海等人就割谷去了。她在下午五点多钟就走了。而在另一张盖有“中共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支部委员会”印章的证明上,则写着:我村八组倪新海、倪柏青、李青枝、聂孝仁等人于10月中旬在本组发现一精神病妇女,年龄30岁左右,京山口音,身高1. 5米左右,油黑脸,她本人说她姓张,家里有一六岁女孩,因走亲戚而迷失方向,其神情状况与(杨)五香反映的基本一样,关在该组倪新海家中停住二天一夜,而后去向不明,特此证明,请查证。据介绍,这份证明是由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倪乐平于1994年12月30日出具的,其时离张在玉走失已经一年。当时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寻找儿媳,找到了姚岭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请村里出了这个证明。 

 

  作证村民差点自杀 

 

  据当地媒体报道,出具了这个证明后,佘祥林的命保住了,但倪乐平一家及姚岭村的厄运连连,其妻聂麦清突然被关进了京山县看守所,后来甚至要自杀;其在粮管所上班的儿子风闻公安机关要抓他,不得不外出躲避3月之久。倪新海等数位村民也被“请”进派出所。而倪乐平则为了逃避抓捕不得不躲到了荆州,时间近3个月。 

 

  佘祥林的哥哥佘锁林告诉记者,也许明天,四月的头一天,被冤枉了的弟弟会出狱。本来到今年八月份佘祥林就可以刑满出狱,“由于他在里面表现好,已经减了三年半的刑。” 

 

  (转引自中国证据法网BBS——法学茶室) 

 

  二 从以上关于本案件的材料中,可以简要分析一下我们的证据概念,证明模式,证明标准。希望能够“窥一斑见全豹”,找出司法实践问题的理论根源。 

 

  1证据概念。按照我国传统的证据概念,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这句话的实质是:不客观者非证据。这样的表述看起来对的不能再对。但是,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清楚其实质。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人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认识程度是有限的,往往很难达到“客观真实”。比如佘祥林案件中,证明人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村民倪新海、聂孝仁和肖桃仁,都证明确实见过一个非常可能是张在玉的妇女。但是,他们都不认识张在玉,而张在玉又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确实身份与真实姓名,不能确定达到“客观真实”。这下好了,不客观者非证据。这些本来可以使佘祥林案件可以形成合理怀疑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证据了。这样,诉讼中一般就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辩护方的证据往往不能作为证据,不能作为证据就说明“不客观”,“不客观”就是“作伪证”,“作伪证”就要治罪,辩方证人就更不敢作证,证据就更少,更难达到“客观真实“,就更“不客观”。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实际上,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只要有可采性的证据,都是证据。诉讼就是证据的对抗,是控方证据系统与辩方证据系统的对抗。由于辩方的不利地位与弱小的收集证据的能力,辩方的证据往往质差量少,很难证明为“客观真实”。 

 

  可以看出,所谓“客观真实”的证据概念,看似信誓旦旦地消除冤假错案,保护被告人的利益;实际上,对被告人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思想根源。 

 

  2证明模式。按照我国立法上的证据概念,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同时,又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没有可操作性,已经有大量文章论述,这里不再述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是操作规定。它是“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证明模式,即印证证明模式。应当说,在辩护制度不能有效保护被告人的情况下,印证证明模式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遗憾的是,由于“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错误导向,印证证明模式走进了严重的误区。我国立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本身没有大的问题。它的本意是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不是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辩护的依据。但是,由于表述有一定的模糊性,根本还是由于“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错误导向,“不客观者非证据”,导致不能形成印证证明的辩护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从而导致印证证明模式对辩护方极为不利。将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自由心证的证明模式。当然,它需要严格的程序保障,观念支撑,社会结构作为基础,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成的。当前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革与重构印证证明模式。前提是纠正“客观真实”证据理论的错误导向。定罪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即印证证明。而辩护证据不必经过“查证属实”,不需要印证证明,只要有一定的盖然性就可以了。 

 

  3证明标准。问题最终又来到了证明标准。如果真的能够在实践中建立一个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证据理论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参见拙文《客观真实论评析》,北大法律信息网2004年)。实践中的证明标准永远是一个盖然性(高度盖然性)标准。所谓“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际上也是一个盖然性标准;而且由于辩护方不能有效辩护,不收集足够的证据,甚至收集的一点证据被否认是证据,正义之神不能听到辩护方的声音。或者虽然能够听到辩护方喊冤叫屈;但是,由于“不客观者非证据”的错误指引,却不能接受其一点少的可怜的证据,不能听清冤屈的理由。法官不能兼听则明,所谓“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盖然性还不是足够高,冤假错案还太多。 

 

  结论 

 

  正义之神为何蒙住双眼?——因为,正义只能够以听的见的方式实现。

 

真正好的法律和制度,首先就要管住执行人。不执行,就下去。好的法律和制度就必须包括这个。否则,就是虚的。

 

真正好的法律和制度,没有民权、民主的意识的执行人,也得培养民权、民主的意识。如果他想保住饭碗。否则,有民权、民主的意识的执行人,也会丢了民权、民主的意识。

 

而且,这个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执法者。我写过一篇小文《正义之神为何蒙住双眼?——也谈佘祥林‘杀妻’案》,讲的就是制度的作用。执法者都有民权、民主的意识了,都大公无私了,国家还要律师制度干什么?

 

现在还是有一些学者,就是孜孜不倦地谈执法者的内心控制,好象如果执法者都成了包青天,天国就降临人间了。一味鼓吹执法者的内心控制,忽视制度的外在控制,是与现代诉讼制度、诉讼理念格格不入的呀。

 

2005-10-14 15:56 本站网址 http://www.xizhengren.com

 

高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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