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界的变化并非其自身独立演变的结果是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化紧密相联的,其背后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1831年,为了考察美国的监狱改革和民主制度,年轻的法国律师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来到美国。在对美国的法律职业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后,托克维尔写道:“我们越是反思美国的一切,就越是承认,律师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不能算是平衡民主的惟一力量,也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力量。在美国不难发现法律职业者因其品质甚至缺点,而适于中和平民政府固有的弊端。当美国人陶醉于激情或者因狂热的念头而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会被法律专家几乎无形的影响所约束和阻止。法律专家们秘密地用自身的贵族习性对抗国家民主的本能,以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对抗民主对创新的钟爱,用拘谨的观点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以习惯性的沉稳对抗民主热切的狂躁……”   然而,如果托克维尔有幸活至今日,再到美国进行一番考察,恐怕他不免要唏嘘不已,那个曾经令他热血沸腾的“贵族群体”正在消失。毋庸置疑,律师依然是美国当今社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群体——在政府、国会、联邦法院,他们占据着最有权力的位置,主导着人们的公共生活;在规模越来越大的律师事务所和跨国公司,他们参与并影响着商业世界的每一次交易,他们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成功的跨国兼并中,也同样出现在不断曝光的公司丑闻中。仅就财富和影响力而言,也许托克维尔150年前所说的那个“贵族群体”依然存在,但令人感慨的是,那个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品质和内在精神在今天的美国不说是荡然无存,至少也是日渐没落。在《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一书中,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系主任的安索尼·T·克罗曼向我们展示了美国法律界所面临的这种没落。  美国法律界的灵魂是什么呢?托克维尔称之为“贵族精神”,克罗曼则把它称为律师的政治家理想。在克罗曼眼中,这是美国法律界每个时代杰出代表共同的理想,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林肯。“在美国内战之前,当他(林肯)努力寻找一条拯救联邦和民主的道路时,没有指导其行为的固有准则,也没有技术知识告诉他在哪里能够找到解决美国两难处境的方法。他只有依靠其智慧——在原则与实用之间保持平衡的一种审慎感……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是判断力而不是专门知识使政治家律师的这种理想价值达到了最大化……”   通过这些描述,克罗曼归纳出他所谓的律师政治家理想的本质特性——审慎和实践智慧,并视之为律师最重要的美德。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克罗曼试图通过历史、哲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审慎和实践智慧的本质问题作出解释,恢复人们对这些传统美德的信仰。他力图表明审慎和实践智慧不仅仅是从目标到其实现过程中的技术工具,而且是对目的深思熟虑时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也正是这种包括了保守性情的性格特征使传统的律师政治家能够站在社会的上层,对不可调和的人类利益的多样性保持尊敬并进行稳妥的调整。  进入20世纪,变化出现了。克罗曼从三个层面分析了这种变化: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和法院。令人有点不解的是,作为美国法律职业的另一个核心部门,也与这个主题有着更多关联性的国会,克罗曼却几乎没有提及。  在法学院,克罗曼敏锐地观察到后来把律师政治家的理想变成历史老古董的“罪魁祸首”正是19世纪末从律师政治家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新理想——科学的法律改革。科学的法律改革理想并非一开始就与旧理想格格不入,相反在强调律师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方面,两者有着巨大的共识。但在关切的目标和实现手段上,两者截然不同,并在这两点上越走越远。法律改革家们关注的目标是整个法律秩序的结构安排,传统的理想则注重解决具体诉讼争端的案件。传统理想不相信抽象的思考而强调实践智慧,新理想强调知识是抽象的,更注重概念而不是案件。克罗曼显然对法律改革家们的观点有点不屑,他说,“与实践智慧的美德可以带来性情的变化不同,它(新理想强调的抽象知识)可以被表述为命题,传授给人们,给人们提供知识技能,但却不能带来性情的变化。”尽管不屑,克罗曼却无法否认这样的现实,在整个20世纪里,新理想的拥护者们借助哈佛法学院确立的法律学术模式——法律几何学、法律教育模式——案例训练法、30年代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和70年代的批判法学运动乃至今天如日中天的法律经济学运动,逐步在与旧理想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并对整个法律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思想的演变尽管是导致律师政治家理想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却并非惟一因素。克罗曼的分析表明,学院之外的法律实践领域——律师事务所和法院的变化同样促成了这种衰落。克罗曼认为,律师界对金钱态度的改变以及不断增大的竞争压力使今天的律师越来越成为掌握某种专业知识的工匠,越来越不可能对公共事务投入关注,更不用说培养那种审慎的实践智慧了;而更加开放、自由同时也更加肤浅的事务所文化也难以维系对传统美德的信仰。发生在律师事务所内外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市场的力量,而今天这股力量如此之大,使曾经是律师政治家理想主要承载者的大型事务所难以再提供培育这种理想的土壤。  而就法院而言,克罗曼认为导致其变化的根源在于数目日益庞大的案件。这一现实带来了法官队伍的变化——需要更多的法官和辅助人员,也带来了案件审理方式的变化。为了提高效率,法官需要重新分配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地将解决争端的早期工作交给助手,以成本、收益、效率为考察标准的观点在审判中被越来越多地认同和适用,而随着年轻的法律助理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他们更多地依靠技术标准看待问题和反谨慎的性格倾向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法院的司法价值观。所有的变化都从本质上与律师政治家理想相抵触。在法院这块最后的阵地,律师政治家的理想也已不可避免地败下阵来。  克罗曼的分析精辟、令人信服,然而他未能将这个分析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化中加以阐述。发生在美国法律界的变化并非其自身独立演变的结果——就如同其内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变化也非完全孤立一样,法律界整体的变化也是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化紧密相联的。因此,基于这个视角,美国传统的律师政治家理想的衰落实际上是法律界在本能地回应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客观上挤压了这一传统理想的生存空间。换个角度,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看,与其说是法律界丢掉了这一传统,不如说是这一传统所包含的内在要求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日益衰落。其实,尽管克罗曼没有明说(也许不愿意说)这一点,但实际上,他的分析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发生在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和法院里的变化背后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克罗曼在结束时所提到的市场的力量。  在20世纪,自由市场的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普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断涌现的杰出经济学家成就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使之在学术领域中开始不断扩张。在法学界,以收益、成本为工具来考察法律制度的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只不过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学术界扩张的又一个战果而已。在律师事务所和法院这样的实践部门,市场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对效率的追求已经成为人们而不仅仅是法律界人士的主要行为模式,效率甚至成为对正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待律师政治家理想的衰落时,我们也许又可以说是20世纪乃至今日人们对效率的极力追求扼杀了这一传统理想,因为这一传统理想的核心品质——审慎,与效率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对现实的关注和描述是本书提出和分析问题的基础,但是过于学术化和抽象的语言以及综合了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律思想史的视角仍然会给阅读带来一定的障碍。克罗曼在书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理想的推崇表明了他对精英政治的倾向,这将他与勇于挑战传统、强调实用主义、自由主义的新派法学明星波斯纳明显地区别开来。但是不管怎样,这仍然是“美国法律史上一本重要的著作”(丹尼尔·科恩斯坦,《纽约法律杂志》)。它在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美国法律职业所出现的变化和面临的价值危机的同时,也再次提出了“传统的资源能否以及如何在今天得到传承和发展”这个也许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因为正如克罗曼在本书开头所引用的迈克尔·奥克舒特的名言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关注而存在的事物。”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法理与判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