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杨君同志是在1991年，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老友叶家铮教授有一次专门给我打电话，请我做他的开门弟子电视系研究生杨君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原因是她选择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毕业论文课题--电视技术与电视艺术的关系。我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的研究室工作，我们也进行一些电视理论课题的研究，其中包括电视技术和电视传媒的关系。

　　杨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谦虚好学、很有礼貌的青年学生。她非常细致和耐心，意志力强。当时有关电视技术与艺术之间关系的著述和文章非常少，可以说她的这个课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她翻阅了大量的有关电视特性、电影特性、电视制作与电视技术的书籍，目的是找到一些在影像技术和艺术结合部上的共同规律。

　　她的勤奋很有成果，1992年她为此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开设了一门《电视节目制作的艺术》的课程，在本科生和大专班中讲授，她第一次尝试站在一个综合学科的高度上将一些由于电视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电视语言和电视表现方法演进的过程进行归纳和总结。开始时她是一个文静的教师，课讲得非常学生气，但却很受听课者的欢迎，原因是她开启了许多初学者关于电视创造性思维的新思路。同时我认为讲课的过程是一个整理思路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她那时说常常为了备好课需要找到大量的资料，请教很多专业人士，写下不少笔记和提纲。

　　由于讲课的广受欢迎，记得有一段时期，电视系的老师们集体出去讲课，总愿意排杨君这位小教师的课表，她的讲课虽然文气，但角度很独特。比如我参加过的一次讲课就有高鑫老师、任远老师、叶凤英老师等等。她的授课时间一直持续到1993年来台工作以后。 由于她从事研究课题的独到性，1993年夏天，山东电视台专题部策划了一部系统表现电视传媒的系列节目《电视艺术欣赏》（50集），特地请她撰写开篇第一、二集的解说词。这部由广播电视系统专业人士参与制作的系列专题播出后收到较好的反响。

　　杨君的毕业论文最后定题为《电视技术的发展与电视传播观念的变革》，她试图阐述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电视语言的演革和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还记得她经常来研究室向我们的其他两位老同志请教，一位是曾做过总编室主任的赵群，他现在已经过世了，由于突发的情况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还有一位是臧树青同志，他多年来一直做电视纪录片的研究工作。有时候我们也会找些题目请杨君合写文章和做一些专题片撰稿人的工作，她都非常准时和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对于我们对她论文的修改和建议，她都非常虚心地加以吸纳。

　　杨君是一位比较仁厚的同志，她愿意帮助别人，而对于帮助过她的人她也总是心存感激。让我记忆深刻和感动的一件事是：为感谢我们三位老师对她的帮助和毕业论文的指导，她毕业来台工作发第一个月工资，拿到自己挣来的第一份辛苦费的当天，她就打电话来非常诚恳地请我们三位老同志去台内吃一顿便饭，以谢老师的多年来对她的栽培和帮助。另外她对自己的同学非常关照，广播学院的许多学生也都是她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杨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得到了包括朱羽君教授在内的很多业内人士的赞赏，并且由于选题的前瞻性和对电视特性以及电视语言发展分析的透彻深入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可，在94年《电视研究》上摘登后，接连在1994、1995年度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论文三等奖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的学术论文基础理论的一等奖，并在多家专业刊物书籍上转载，也由于这篇文章她成为1996年上海电视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年龄最小的专业报告人。

　　杨君是一个实干类型的同志，她进入中央电视台后，总是会把自己拍摄的新作拿来让我们提意见，对于大家对她节目和图像的意见看法她虚心地听取并不断改进。她是一位很有上进心和很有思想的专业电视人，我认为她的成长并不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她不骄傲、不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对自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记得有一次我给学生们讲课说到，人生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境界，一种是为了活着，没有追求；一种是为别人活着，有很多虚浮的东西；还有一种是自然地为自己活着，简单而朴素，但很清醒。杨君记住了这句话，我知道她要做第三种境界中的人。

　　一本好书是一个朋友，听电视人说说心里话可能会得到另外的对人生的看法，不失为一种角度。

　　闲言碎语，是为序。

　　　　　　　　　　　　　　　　　　　　　　　　　　　黄望南

　　　　　　　　　　　　　　　　　　　　　　　　　　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