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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 骨 江 海 洋 和"第 五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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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陈凯歌、田壮壮在北京电影学院是同班同学；
在中国以及世界影坛上中国电影的"第五代"曾经或正在发出耀眼的光芒，鼎鼎有名的是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张建亚、吴子牛、何群、夏刚、胡枚、李少红、冯小宁、尹力、顾长卫等等，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他们或者获奖，或者蜚声海内外，或者引领中国甚至世界电影的潮流，形成了颇为国内外注目的"第五代"现象。
严格地讲生于1955年的江海洋应该属于其中的一员，而且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位貌似活泼的小弟弟，但他那偏爱冷静的性格和不事张扬的习惯却让很多圈外人把他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
但是在影视圈内江海洋的笑话讲的还是非常出名，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场合，如遇他的兴致高，他的口才就发挥到了极致，他的笑话也绝对都是高雅的段子，不过叫人大笑的原因是他的独特讲法。江海洋是一个极具模仿力的人，各种地方方言他学的惟妙惟肖，同时在较短的时间里，他能将不同性别年龄的不同地域的人明显区分开。比方老头、小孩、害羞的女青年、不耐烦的大嫂、不甘示弱的胆小鬼、到城里来后开眼的小人物等等，他们的形体、动作、还有表达内心的地方特色的方式；另外他还擅长一些智慧笑话，比如一些外国政治人物的智慧大比拼，亦真实亦虚构，听后让人捧腹大笑，也有生活启迪。这方面，江海洋时时显出艺术家的风范，和有一些高手的感觉。最让我印象深的一次笑话联展是在1994年元旦的一次艺术家沙龙聚会上，江海洋和几位同行和几位熟人，有导演何群、北京话剧界的"黑马"孟京辉以及派格影视的孙健君等人高谈阔论，江海洋充分发挥了"喧宾夺主"的专长让那天到会的数位影视界人士大饱耳福，同时也让沉默寡言、一到大庭广众之下就"断电"的何群愈发显得"挺拔而深沉"。从那时候起，江海洋的机智和幽默就让人忍俊不禁。但是，后来随着对这位"把欢乐留给别人"的"第五代"的了解，才发现其实江海洋是一个理智而内敛的人，是一个分寸感极强的朋友。他的总结是，其实"第五代"都差不多，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各自的人生不顺的独特经历决定了他们几乎都是传统而责任感很强的人。 工科是我无奈的选择 就这样江海洋飞也似地离开了他的冶金教育事业，开始试图摆脱他并不喜欢的工程师般的生活，虽然他理智的性格没有改变，但他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对他来讲可谓一点也不熟悉的电影导演专业，那年他23岁。 作为第五代导演行列其中的一员，江海洋的个人境遇相比较其他多数人的确是比较顺利的，尤其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几乎是从学校到学校地走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像他这种经历的人在北京电影学院78年导演班中是唯一的一个。
不知道磨难是否就是艺术家的摇篮，虽然很多种书和很多传记文章中多次论述这个观点，但是江海洋的生活由于选择了工科而没有被太多地"磨难"，但也因此在艺术家的道路上走了很久。 江海洋在小学、中学时代酷爱读书，但却属于常带领其他同学与老师和班干部作对的"孩子头儿"，虽说不上是反对正统的管束和教育，但也有一点"反叛"的意味，让自己的父母比较操心。那时的孩子们可能是由于时代造成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就是觉得管理他们的人跟他们不是一条心，以至于江海洋在小学的时候被调换了一次班级。在中学的时候他还被列为轰动全校"盗窃封存书籍"的策划嫌疑犯--那是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 其实江海洋策划并伙同当时全校的一些学生"偷封存书"一事在当时是极为轰动的，但最终却没有查出结果。在1968年，偷书、偷封存书已经够得上立案侦破了，虽然孔乙己老人家也说过，读书人窃书不为"偷"，而在那个渴望读书而没有书读的年代，一种求知的强烈愿望却使江海洋他们"铤而走险"，当时老江"分赃"得到了七、八本书，有拜伦的诗集、司汤达的小说、西方文学评论集以及刘白羽的散文等等。这些早期的自我教育非常重要，从那时开始，江海洋开始写诗，开始写散文。
1972年，江海洋中学毕业了，他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上海市开始启动中专学校的大门，而他则毫无选择地读了他当时并不想去的冶金机械专科学校。也许是中学老师"慧眼"，居然对江海洋的组织能力评价甚高，以至于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的江海洋，被学校领导挑选为该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党委常委、系总支部书记。"破格提拔"对江海洋的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立志要做好这一切，对得起老师的信任。
在那个时候--一个非常的时候，江海洋没有下乡，没有去外地，而是来到一个工作学习都很不错的环境，真是他天大的造化。那时候他负责全校700名学生的文体活动，由于他们的不断努力，学校的文体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在当时的上海中专学校中被公认是首屈一指的。为了对得起老师和父母，他发奋学习他并不十分喜欢的冶金机械，学习成绩也竟然是全优的，两年中唯一没能考好的比较差的分数是74分的化学，他还为此耿耿于怀了好多年。
两年很快过去了，同学们也毫不动摇地毕业了。但是江海洋还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于是他选择了留校当教师，并且一干就是四年的时光。这四年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是一段比较漫长的时光，如果要你从事你并不喜欢的事物的话。后来，万般无奈之下，江海洋终于开始钻研他的专业书了，他并不喜欢工科，甚至可以说一点儿都不喜欢，但是在当时插队、当工人、去外地……的诸多选择中，能在校园里读书和做笔记也已经是让太多人羡慕的"人上人"的安排了--尽管那将意味着你要做你不想做的事。 在教书期间，有意思的是江海洋受到搞艺术的家庭的影响，由人介绍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了《难忘的战斗》和《千秋大业》两部电影的全程拍摄。这可能是他所受到的最早的电影启蒙了。
这两部电影是在1975年和1976年拍摄的。在当时这个时期应该属于文革后期，上海拍电影的机会是极少的，能够参加拍电影的圈外人更是少上加少。所以跟着摄制组他学会了不少东西，虽然是跑龙套，但也足够让海洋激动不已，津津乐道了不短的时间。
江海洋的父亲是上海著名演员，在文革中属于"三高三名"的黑线人物，1976年，很多艺术家尚未得到解放，他爸爸也不例外。
出于从小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上海电影制片厂招收演员，江海洋一心想子承父业，所以去报了名，后被荣幸地选上了，这让海洋着实高兴了一番，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但是不幸运的是，由于自己的家庭问题最终未能被录取。
这件事对年轻的江海洋打击很大，他彻底地灰心丧气了，于是下定决心甘心情愿地回到了他们的学校，继续他已经开始的冶金教育事业。 1978年，10年动乱结束，英明伟大的邓小平同志挥挥手让全中国迎来了使那么多有抱负有才能的人士改变命运的曙光--恢复高考制度。经过多年的钻研和复习，江海洋终于在当年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班。
有时候人的命运和道路的改变常常就在一念之间。当时报名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导演"两个字，他心里头只认为爸爸是自己的偶像，他是个优秀的演员，所以子承父业做优秀演员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做了一辈子演员的爸爸由衷地点拨江海洋，"做一个演员容易，但做一个好的演员非常困难，对其气质和形像要求很严。因为你的气质一般，形像也不是很有特点，最关键的是你太理性了。当导演你还可以去试一试。"
就这样江海洋飞也似地离开了他的冶金教育事业，开始试图摆脱他并不喜欢的工程师般的生活，虽然他理智的性格没有改变，但他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对他来讲可谓一点也不熟悉的电影导演专业，那年他23岁。
就这样一不小心江海洋成为全班19名男生中小弟弟，年龄排行倒数第三位，当时陈凯歌是班长，他是老大哥，田壮壮是党小组长，他是到那里都脱不了一身的责任感，而江海洋由于年龄小但组织能力强则被选为代表青春活力的团支部书记。
实在的讲，北京电影学院的四年学习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而当时的导演系在学校是一群"精英"的代名词，在学校中活跃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在文艺演出中还是在体育比赛中，都声名远扬，次次在校圆里轰动一时。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男子篮球队不仅是北京17所艺术院校中的冠军，也是当时中直机关20多个单位联赛的冠军。当时主力阵容是以导演系为主的，陈凯歌、田壮壮、赵丹的儿子赵劲，还有摄影系的张艺谋和江海洋人称"五杰"。
江海洋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争夺艺术院校决赛冠军的那天，他们的对手是被人称为"硬骨头"的音乐学院，他们向全校同学发誓，如果输了的话，吃晚饭的时候就立正站在食堂门口向每一位同学鞠躬道歉。那天全校同学几乎倾巢而出，在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决赛当中，北京电影学院队以10分优势拿下了冠军。如今篮球队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成为中国影视界响当当的人物，陈凯歌、张艺谋也已经成为振兴中国电影的绝对主力，20年过去了，想起来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江海洋的成绩那时是全班第一的，论文也入选了1983年中国电影年会，据传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历届成绩第一的，这也一时引来了众人羡慕的目光，被很多老师和同学们传为美谈。老大哥们由于下乡和插队、或者其他原因耽误了不少时光，所以常常自叹弗如这位小弟弟的脑子厉害。老师们也曾预言江海洋的爆发力非同寻常，后来在艺术创作中被多次验证了。然而，江海洋也逐渐地意识到在生活大学中磨练的这一课最终每一个人都要补上，老大哥们早早经历过了，所以他们对生活和艺术的领悟可能要比常人要深，他们作品的力度和厚度要大，这一点在他们身上也已经很好地验证了。的确，导演是一个对艺术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职业，他对人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当初，江海洋父亲说过做一个好演员不易，而江海洋和他的"第五代"们可能都早已悟到了，做一个好导演、做一个屹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影视界里不倒的好导演的艰难，因为那需要经过很多磨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五代"导演生涯 江海洋认为拍片子是导演的一次人生经历，是艺术与生活的体验，经历过了体验过了就好，至于得奖也好，评价也好都是个人体验以外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也没有多大关系。 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第五代"毕业的时候，全国许多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亲自来要人，"第五代"成了"抢手货"。比如当时摄影系的张艺谋就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田壮壮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去潇湘电影厂的是吴子牛，而江海洋却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有些电影制片厂希望他去工作，并承诺毕业马上就执导片子；而学校与他们的意见不同，表示可以让江海洋公费留学美国，但条件是必须学成回来当教师。最后，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江海洋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或许是恋家的情结吧，江海洋毅然选择了回上海电影制片厂。可能上海是江海洋永远的精神家园，或许他名字就意味着不要离开蓝色的海洋太远。江海洋回家了，回到那个可以闻到海洋性气候潮湿气息的地方，回到那个可以给他灵感的地方，他打算踏踏实实重头做起。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也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三年，他非常幸运地跟随当时"第四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吴贻弓共同排戏。他参加了著名的《城南旧事》、《姐姐》、《流氓大学》等电影的全程拍摄，他选择了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等不同性质的辅助性强的重要工作，目的就是全方位地磨练自己。在片子的拍摄过程中，吴贻弓发现这个新来的科班出身的小伙子是一个颇有想法和见地的"非等闲之辈"。他完全可以独立创作。
1986年，也就是江海洋与吴贻弓合作后的第一年，他在大家的一致认可和鼓励下开始独立执导他的第一部作品《最后的太阳》，同时这也是他自己参与编剧的一部作品，并因此获得了上海市文学艺术大奖最佳电影创作奖，入选了印度中国电影周。
第一次拍摄江海洋首战告捷，让自己的信心大增，加上基本功扎实，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他连续执导了一系列有关上海题材的《丁香别墅》、《匿名电话》、《一无所有》、《三个女人一个梦》、《夺命惊魂上海滩》、《小芳的故事》等在上海和全国有影响的作品。
在驾轻就熟拍了不少探索性电影之后，1995年江海洋开始涉足电视剧界，也是开门红。 1996年入选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的《一家三口唱起来》是一部反映家庭伦理的单本剧，这部戏让出国多年回来演戏而一直没有打开局面的演员盖克在上海国际电视节上大出风头，险些夺得最佳女主角的荣冠。接着江海洋在连续剧拍摄上大显身手，1997年拍峻电视连续剧《婆婆、媳妇、小姑》，成本300万拍摄，上海东方台买断收购500万，1998年在上海播出时掀起了热潮，并以强有力的气势进军金鹰奖最佳片电视提名、最佳女配角提名，此片播出打入1998年全国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前10名内。
有意思的是，江海洋自己认为，虽然自己屡次取得比较大的成功，但几乎全与获奖无缘，与全国性奖项更无缘了，虽然金鸡奖和百花奖他都被多次提名，但是大奖却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可能是他的性格太随遇而安，或不太在意得奖而安于淡泊，所以每逢记者还是圈内的别人要宣传介绍他的时候，他总是能躲就躲，不愿出头。
江海洋一贯的主张是，不愿意让太多人出没在他的周围，这样他可以保持安静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片子。看来透过江海洋随和幽默的外表，他实际内心的内敛和理性才是一个真正的海洋。 后来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江海洋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真心话--只可以叫做"意外发现"吧。江海洋说，"若说不想得奖那不是真心的，非得得奖那也不是真心的。但是得奖我希望是通过实力去获得别人的承认，是艺术得到尊重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是严肃的，我不愿通过拉关系或别的途径取得印象分"。
江海洋的傲骨和书卷气让人由衷地钦佩。他的性格酷似他的父亲--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争也争不来的。一谈到拍片子，他就开始大实话连篇："想拍出好片子，那确确实实是真心的。拍片子是导演的一次人生经历，是艺术与生活的体验，经历过了体验过了就好，至于得奖也好，评价也好都是个人体验以外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也没有多大关系。"
无所求便无所失，无所失必有所得。"得与失、名与利、有或无"是中国哲学的经髓所在，二者在自己的事业生活中统一了，就变得心平气和天高地阔了。一个人若能真正成为不躁不骄的人、开心心地做事，开开心心地过日子--不敢说这是一种境界，但能说是一种好的活法。
江海洋出生在艺术家庭里，父亲江俊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是上海话剧界最著名演员之一。江海洋从小可谓在艺术的海洋中长大，在各方面受到父亲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的性格和执着于艺术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与父母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江俊是个身在名利场而淡泊名利的人，他演了50年的戏，他的敬业和认真在全国话剧界人人皆知。但是从今天人的角度来看，他从未为自己去争取所谓知名度，那怕就是做一点点努力，他始终认为艺术家是执着努力来的，而不是"吹"来的。
江海洋从小从未听见过爸爸抱怨过一次有关名与利的事情。江海洋的爸爸将演戏视为非常开心的事，除了在文革当中，他始终生活的非常轻松和快乐，至今已经80高龄了，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有时有电影电视剧来请他，哪怕只是一场戏，他都高高兴兴地去，高高兴兴地回来。
最值得让江海洋骄傲的是，爸爸从没有要求江海洋在他导演的戏中给他分担戏份，他也从未鼓励江海洋不择方法地去追名逐利。他常说："你这辈子是成名还是不成名，我不会有太多的要求给你，因为正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由于被隔离审查没有教给你什么，但是我要求你必须做一个好人，这是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好人。"
的确，江海洋的爸爸在上海文艺界的名声是众口一致的--是一个好人、心地善良的人。同时在江海洋的心目中，爸爸是一个正义感极强的人，他有时会为一些不公道的事情拍案大怒。多年来父母给她的人生原则是--与人为善，嫉恶如仇。
江海洋从小是在宽厚善良的父母身边长大的，父母对他的要求和教导浸透在他们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海洋从未听见父母说过别人一句坏话，即使是有人做事做的不应该，他们也会劝海洋，"别人也有别人的难处，或许这麽做有他自己的理由。"父亲是一个宽厚博大的人，即使在文革中当众打过父亲的人，也没有听见父亲说过他们一个"不"字。就是这样的一对父母，他们非常善良达观--无怨无虑无悔--这便是家庭给予江海洋的最好的教育和馈赠。 《最后的太阳》 1987年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戏的时候，曾经问我：你再拍一部片子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我反问他：你呢？他明确告诉我：观众、除了观众、还是观众。" 或许与江海洋对父母的人格的崇敬有很大的关系，1986年他开始拍摄第一部自己独立执导的影片《最后的太阳》--一部非常唯美的电影--是与老人有关的。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大都市上海的老年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组织一个老年合唱团的故事。
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全世界全社会的人都在关注老年人，但十年前，1986年，中国的社会还普遍没有这种题材的影片，虽然在国外描写老年人故事的佳作非常多，但中国导演们却认为这种题材的电影很难把握，尤其是都市题材的电影是很难以把握的。所以包括"第五代"在内的导演们还是多半选择了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很熟悉的有地域特点的地方拍摄自己的首部作品，像张艺谋拍《老井》，广西厂张军钊拍《一个和八个》，陈凯歌也是选择很有地方特色和很能出效果的陕西拍摄《黄土地》的。
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江海洋选择了一个都市老人的视角。他觉得他之所以要关注老年人，是因为他认为生命中的那些唯一的--一个个人物的命运像一盏盏明灯一样曾发出生命的光辉--那是值得载入史册的、是值得歌颂、尊敬与畏惧的。
那时候江海洋家的楼下有个传呼电话，记得是个非常慈祥的老人在管理，只是江海洋的电话特别多，于是就常和他们讲话，熟起来了。老人们对江海洋非常要好，每一次都认真的替他传呼电话，他就赶快跑出屋来接电话。但是也就是在三年之中，三位慈祥的老人相继去世了，而江海洋还连他们的名字和身世的都讲不出。再见不到他们的笑容和他们爽朗的身影，有一段时间江海洋非常失落。后来江海洋家里装了电话，可是每当他走过那个传呼点的时候，江海洋的心每次都不由得沉甸甸的。
有时候他似乎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老人在那儿出现，又在那里消失了，他禁不住为他们肃然和伤感。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在那儿出现，又在那里消失，完成了生命的里程和使命。出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感悟，江海洋意识到，生命的辉煌有时并不意味着是功成名就，生命辉煌也许仅仅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对生活的热爱。热爱自己每天的生活，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阴天大雪，每天都应该过得充实--每天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该过的日子，尽自己所能对生活的负责，或许也就完成了她对自己的辉煌的塑造--他们快乐的来到人间，又欢快的离开了人间。
或许是江海洋对生活的本质的认识，使的他把生命中最有意义的起点--第一次独立执导电影--奉献给了那些快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
制作《最后的太阳》这部渗透生命意义的片子，是非常有难度的。对于这个主题体现的深度和把握的分寸，使江海洋多次修改他的剧本和创意。江海洋选择了上海老年合唱团，那里恰恰是他妈妈最早创立的，出于对这种环境熟悉，出于江海洋认为生命就是一首歌，而大家就是合唱队员中的一位，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努力一生来唱好自己的角色，于是江海洋以此为背景起了《最后的太阳》这个名字。
由我国著名演员刘琼主演的《最后的太阳》上演了，感动了很多人。客观地讲这部电影的出现和诞生比起"第五代"同仁们的最早作品《黄土地》和《一个和八个》来讲，基本都属于非常传统和常规的内容。正如评论家们说的，《最后的太阳》娴熟地应用了传统的技巧与手段，拍了一部很是唯美的影片，甚至与"第五代"导演的责任感很强的同仁们来说，它也是传统的。
令人痛惜的是，评论了一辈子电影的老评论家钟惦斐在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电影讨论会就是江海洋的《最后的太阳》。或许是《最后的太阳》太伤感，也许是钟老先生的逝去对江海洋是一个遗憾和打击，也许是对生命的理解太透，或是内敛的性格所致，江海洋在《最后的太阳》拍摄完毕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再接拍第二部责任感强的题材。江海洋的《最后的太阳》使他对生命的感悟在而立之年得此实现。
今后的路就这么沉重地走下去吗？到如今，人们评价起"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的时候还要强调他们的东西是那么的具有历史感和沉重的责任感，仿佛要把中华五千年的苦难都要背在身上。这是由于他们独特的经历造成的。
有这么一件事影响了江海洋的选择。 1987年四月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戏的时候，曾经问江海洋：你再拍一部片子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江海洋反问他：你呢？他明确告诉他的同行：观众、除了观众、还是观众。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就是这时候起江海洋开始意识到拍电影电视的规律和真谛：应该把观众放在第一。电影电视应该是为观众拍的，虽然导演自我的感受很重要，但必须要使电影让观众来感受，或者让观众来深深地感受你。这就是共鸣的规律。
在《最后的太阳》完成之后，江海洋开始尝试新的形式，他决定将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他记得曾经看过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古龙的《决不低头》，他费了很大的劲尝试把它改编成影片《一无所有》，结果《一无所有》出乎他的意料在商业上大获成功，76万的成本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卖了240万，而全国票房收入则近千万，成为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创利最高的影片。在当时电影界引起很大反响，江海洋第一次涉足商业片获得成功。因为那时国内拍摄商业片的运作机制还很不成熟，所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这种大胆尝试对全国的电影改革是很有榜样和借鉴作用的。
接着江海洋又尝试拍摄了现代题材的考虑观众接受的《三个女人一个梦》，此片获得在比利时中国电影周上放映。事到如今，江海洋始终认为电影不应该靠国家养，而应该把市场放在电影创作的第一位。如果说江海洋的前几部电影在艺术性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那么在1993年，江海洋尝试的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个引进资金拍摄的商业片则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就像张艺谋拍摄的商业片《代号美洲豹》一样，它取名为《夺命惊魂上海滩》，后来这部片子被大量制作成VCD发行，有不少观众记得。
如果说江海洋这些年的追求在锐意改革上，那么他在艺术和管理上的探索对上海电影制片厂改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江海洋在经历过沉重题材的拍摄和市场规范化运作后，他瞄上一类题材，并曾经预言这将开创一类风格题材的影片和艺术的繁荣--那就是王朔的文学。他在上海和全国的影视界会议上多次强调这种带有些幽默和调侃心态来看世界的述说方式，认为这是摆脱沉重让观众轻松的一个方法--"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他纠集了一批人准备将王朔的小说搬上银幕。但是由于不凑巧的原因，他没能亲自执导王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后来在他们有关的几个同学的不断倡导下，有关于王朔风格的电视电影红火起来。
总是忙得抽不出时间来的江海洋在管理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次尝试了准制片人制，而那时全国电影电视的制片人制度的实行才刚刚开始萌芽。当时歌星李春波的一首歌《小芳》非常流行，应人特别邀请，他百忙中又执棒拍摄《小芳的故事》，在那部乡土气息很浓的影片中，都市气息很浓的女学生胡昕脱颖而出。 从电视剧走向辉煌 江海洋坦言《婆婆、媳妇、小姑》这部戏从风格和内容上都是自己的一次完全性的转折。电影艺术家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艺术价值体现在一个载体上--有人看--有人花时间看才会有价值。
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全剧的故事几乎就在身边发生：家住上海"下只角"棚户区的于少娇嫁给了"上只角"住洋房的再婚男子仇家宝，自持大户人家的婆婆精于算计，颇难伺候，仇家女儿家珠大龄未嫁，对新嫂子横竖看不顺眼，在婆媳之间推波助澜；出身舞蹈团的新媳妇面对婆婆、小姑的挑战，遵照母亲婚前面授的策略，左推右挡，于是三个女人各显神通，仇家顿时"硝烟四起"，唯有家宝在其中受尽"夹板气"。一家人吵吵闹闹、合合分分、欢欢喜喜、哭哭啼啼，一幕幕喜怒哀乐的活剧上演.......
这部由南国影业公司、安氏影视集团拍摄制作，上影集团、谢晋--恒通公司出品的《婆婆、媳妇、小姑》，没有利用"大腕"效应，但集中了一批颇有观众缘的演员，吕凉、傅艺伟、郑毓芝、杨昆四位演员以十分到位的表演将"仇家"搅得不得安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婆婆、媳妇、小姑》没有往"恶婆婆对善媳妇"的俗套里钻，而是以幽默和豁达的态度来审视现代婆媳关系，用精巧的喜剧结构来容纳不乏矛盾冲突的故事。整部电视剧显得妙趣横生，充满喜气。
也许因为这一点，一直难觅沪产"贺岁剧"的上海东方电视台"无心插柳柳成荫"，将制作精良、生活气息浓郁的《婆婆、媳妇、小姑》作为1998年上海东方电视台的新春贺岁剧重点推出的。该剧播出后在全国走势良好，在北京播出刚刚一周就有了18%的高收视率，全剧售出的盈利初步就超过1000万元，贴近生活而又并不庸俗的风格最终也俘虏了上海以外的观众。以致于在该剧播出期间，不少"老干部"打电话提醒说：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老伴和儿媳同时收看，否则他们一定会以电视为样板指着对方说："喏，你就是这个样子！"
江海洋事后对媒体说，自己是"以拍电影的态度"投入创作的。电视剧的各个环节都非常讲究，布光完全采用电影手段，还大胆将江南评弹运用在音乐中。拍电影驾轻就熟的江海洋这次的装备非常精良。除了在制作上的精良，江海洋还注意题材和故事的话题性，婆媳关系素为中国家庭所棘手，"家庭的矛盾，说到底还是爱的角度，爱的方式和爱的观念问题"但这个道理，在拍摄中江海洋不允许"说"，说有"教"之嫌，今天再没有什么比"说教"更令观众厌烦的了。
" 话题性"能够让观众通过欣赏代入角色地一集集看下去。剧中，两个"婆婆"遇见话题自然离不开数落自家媳妇；两个"媳妇"待在一起少不了议论自己的婆婆；两个男人谈近了，也必定一吐在家所受的"夹板气"。这种"话题性"会吸引观众的介入。江海洋说，他与摄制组全体人员所作的努力，就是按照老百姓的思维方式表现老百姓的生活。1999年《婆婆、媳妇、小姑》荣膺了电视剧"金鹰"奖和最佳电视剧歌曲"金鹰"奖。
继《婆婆、媳妇、小姑》成功之后，将电影视为生命，将电视剧只是视为生活的江海洋，在商业和市场都取得成功后，又开始筹拍了喜剧风格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目前看来反映非常好。
有很多人讲江海洋拍电视剧的感觉好。著名电影演员盖克回国演的第一部单本剧就是江海洋的《一家三口唱起来》，此片入选1996年的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片的提名和最佳女主角提名。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江海洋就意识到拍电影电视从真正意义上说，应该把观众奉为第一要素。如今，当平民题材的电视剧广受欢迎的时候，他才真正地领悟到了"观众"这两个字特殊的然而如此有力量的含义。 想起10年前与斯皮尔伯格的一次谈话，就像12年后送他的一份礼物，江海洋谦虚地讲想这是中国电影的一次显而易见的滞后。正像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中国电影的滞后不是资金技术的滞后，而是观念上的。电影艺术家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艺术价值体现在一个载体上--有人看--通俗些讲是观众乐于心甘情愿地掏钱买票。有人花时间看才会有价值。
江海洋在上海的一个研讨会结业时写了篇论文，他的观念被上海的几家报纸列为"声音"之醒目的位置上："当然，我们的产品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除了经济价值以外，还包含着精神和审美价值。但是，只要是产品，就必须面对市场--没有市场的文化产品，即丧失了精神与审美的价值，也丧失由此带来的经济价值。电影产品的终级检验者应当是观众，观众是社会效益的受益者，也是经济效益的提供者。没有观众认可、认同、认购，一些效益便无从谈起。因此，进入市场的电影必须是为观众所拍的，必须是市场所需要的。"
江海洋坦言树立了面对观众的地位之后，他认为《婆婆、媳妇、小姑》这部戏从风格和内容上都是自己的一次完全性转折，他尝试用不再深刻的描写手法--没有必要让观众和我们一起思考--深刻和思考有时候本不应该是电影和电视作品该做的事。"花钱买思考除非有什么特殊需要，一般观众会没有这种欣赏选择。吃完晚饭花时间坐在电视机前深刻一番，这也许不是正常人的选择，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让观众朋友去看他们不想看的东西--沉重电影呢？有什么权利让劳累一天的观众，再次在电视机前感受生活的沉重与不幸呢？"
江海洋认为这是他近年来创作观念的再一次重新定位。他要力图让观众在他今后的作品里感受到欢乐和善良，体验到生活中除了带给我们种种不顺利之外，还有希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要懂得寻找欢乐，去爱自己，去爱别人。只有笑得出来的人，才能真正的哭得出"--于是他将继续尝试去拍些喜剧--在正常的人、正常事中咀嚼出欢笑，而不是在夸张变形的生活状态中让人发笑。他这善意的愿望会让江海洋走向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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